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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问题与对策分析——兼论“春晖行动”的介入模式
时间:2011-12-19 20:18:00    来源:春晖行动发展中心

    近几年来,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很多贫困地区,由于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党支部带领群众苦干,经过努力,不仅解决了温饱,而且脱贫致富。但由于受区域经济落后,思想观念保守等因素的制约,从总体来说,这些地区的组织资源还比较贫乏,组织功能发育较差,组织运行方式比较落后。笔者近日对贵州省正安等十余个县市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强烈地感受到:较之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有其特殊性,任务更重难度更大,如何从实际出发,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也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
  学术界对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划分一般有两种,一是按功能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群众等组织;二是按组织运行方式划分为党政权力组织(包括乡镇党委、政府及村党支部)、村民自治组织(包括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社团组织及农民自发组织等。前一种划分比较笼统,后一种划分目前普遍认为比较合理和有针对性。笔者根据第二种划分方法进行调查发现,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
  非集体化以后,欠发达地区大多数农村的生产方式基本上回到了家庭小农经济,农村家庭变成了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和市场交易的主体,而农民由于思想意识的狭隘性、行为方式的封闭性,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合作,更难以自发地形成组织。我们调查走访的贵州十余个县市农村近50个村寨除了都有体现党政权力的村党支部和代表村民自治的村民委员会两个组织外,几乎都没有非政府组织,即使成立一些社团组织,也因自身不完善而不能为成员提供有效的保障与服务。从下面的调查个案可以看到欠发达地区农村村民组织化程度相当低。
  个案1:贵州省Z县A镇B村王某(农民,男,汉族,56岁)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说: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本村的人都是各干各的事,谁也不愿去找别人来共同做事(除了自家人少地多忙不过来,需要临时请人帮忙),因为麻烦!还不说共同协作生产,就连村子里前几年修一条公路在每户投入劳动力上都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在政府强制执行分摊任务的计划下才把路修好。像我这样上年纪的人,有什么重大工程或项目开发时,村委会做得合理、公平,那就去看一下呗,对于年轻人,有一部分你就是用钱请他们都不去,现在社会反正自己有饭吃就行了,还管闲事做什么呢?
  实际上,越是欠发达地区农村越是需要基层组织,村民越是依赖基层组织。但正是这些地区的村民人心涣散,越是难以组织起来,这成了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典型“悖论”。
  (二) 农村基层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组织功能过于单一
  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党政权力处于支配地位。这种情况首先可以理解为是重视和强调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于落后地区农村村民自治组织、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及其他社团组织的建立和形成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基层党政行政权力的超限使用,造成村民长期依赖心理,社区自治精神难以形成,村民自助自救能力低,甚至有时会对乡镇党委政府的决定产生不满和抵触情绪,即便是一些正确的决策要实施起来,发动和组织群众所需的工作成本也是相当的大。笔者在贵州省Z县调查时了解到一个奇特的做法,全县各村的党支部书记都是由乡镇党委和政府选派下去的,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从部分村民和一些村长的言谈中得知,由于村支书是外地人、上面派下来的国家干部,是“第一把手”,所以,大家必须听他的,他说了算,他说干什么就干什么。
  由于权力干预比比皆是,致使当前落后地区农村基层组织仅仅局限于发挥行政功能和经济功能,而在推广农业科技、提供生产服务、组织社区活动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欠缺,其中,特别是村级党组织服务功能不强。调查中发现,在当前农村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化结构亟待大幅度调整的形势下,农村基层党支部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怎样才能发挥作用,已经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虽然,我们了解到大多数村党支部在思想上已经充分认识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但在具体工作中,对怎样调整缺乏思路,不能提供有效的市场信息、生产技术服务和资金上的帮助,中介作用不强,公司加农户体制尚未形成,服务体系很不健全。
  (三) 村级经济组织匮乏,村级集体经济孱弱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欠发达地区农村村级社区中,基本上没有村民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即使有也是极为罕见的,而且其中的大多数村级经济组织也是村民委员会之下的一个协会,经济协会名义上是为加强本村庄的经济发展而挂牌成立的,但实际上很难在发挥作用。因为,类似这样的经济协会或组织从运作上讲,严重缺乏资金和社会资源的有力支持;从组织成员上看大多数是由村委会成员构成,内部人员认识和文化知识水平较低,缺乏发展思路和经验;协会会长大都由村长来兼任,村长的文化水平和发展思也就决定了该组织的最终发展状况。由于村级经济组织匮乏且运转不灵,难以产生经济效益,村级集体经济几乎为零,村“两委”的干部也只有主要靠乡镇有限的拨款领取微薄工资,办公费不敷应用,因而,根本谈不上有启动资金用于组织和发展什么项目。
  (四)村民委员会仍然存在一些缺陷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它在组织农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方面成效显著,但仍然存在一些缺陷:
  第一,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职责关系不明确。即民选村长与村支书在行使权力上没有明确的分工与界定,导致的结果是乡镇政府决策,村支书执行,村民来完成,村长是村支书之下的“二把手”,没有从根本上代表村民的意愿进行参政议政,从而影响村民自治权利的实现。
  第二,乡镇党委政府不同程度地干涉村民自治。笔者曾在2005年初观摩了贵州省Y市H区J镇11个村委会的换届选举全过程,目睹村民们对选举的态度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麻木不仁,恰恰相反落后地区农民对选举村官的热情十分高昂,有很强的参与意识。这次换届选举一次成功的有6个村,其余5个村因候选人票数未能过半选举流产,乡镇政府决定改日再进行选举。对此乡镇主要领导十分恼火,笔者问及选举失败的原因时,主要领导意味深长地说是工作没做到位。而从村民那里了解的信息,说是选举一次成功的村委会实际上主任、副主任早就已经由上面内定好了,选举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当然,村委会选举成败的原因很复杂,可能是多种因素导致,但笔者认为乡镇党委政府不同程度地干涉和人为地介入选举过程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观摩村民选举过程时,笔者总是力图向村民了解一些真实情况,但往往身边总是有乡镇干部礼貌而主动地给你介绍这样和那样,也可见其用心良苦。
  第三,村民委员会内部民主不够,村主任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村务公开情况不真实。在调查中有一种现象让笔者深思,即越是贫困的乡村,越是有人愿意出来竞选村官。了解得知,最直接的原因是一旦选上乡镇党委政府要给村官配备工作启动费,虽然各地标准不一,多则5万,少则2、3万,但这笔数目在贫困地区农村已是十分可观了,至于如何使用这笔经费,主动权就在村主任手里了。不仅如此,根据一些村民的说法,村官的权力很大,也很实惠,逢年过节或自家有婚丧嫁娶的事,就会有很多人去送礼,借此机会拉拉关系,以后好办事。另外,通过对村民的访谈,普遍反映村务公开可信度不高,村里的所有建设项目都是由村党委书记和村委会说了算,即使召集村民开会,也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
  第四,村级班子成员素质偏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的干部队伍建设总的来说有所发展,但这种发展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社区管理的需要。目前欠发达地区农村村干部普遍存在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低、工作经历比较简单(除少数曾有过到部队服役的经历外,绝大多数都只有担任村组干部和务农的经历)、视野狭窄的现象,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干部领导水平的发挥,也难以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部分村干部在处理“两委”关系上,配合意识不强,有的村主任认为自己是村民集体选举上岗的,村民自治就不应归村党支部管,平时工作中与党支部不配合,各自为政,“两委”关系紧张。还有一种情况是“两委”干部脱离群众,腐化变质,狼狈为奸,肆意玩弄人民赋予的权力,损害党的形象,危及地方社会稳定。
  个案2:贵州省G市W区新庄村是城郊的富裕村,几年来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了大量土地补偿金。然而,以原村支书胡某为首的村、支两委干部“抱团”腐败,从2000年至2003年3月案发的4年时间,先后17次侵吞集体款,套取、私分国家征地补偿金,并将近千万元资金随意挪用和出借他人从事经营活动,大肆侵害国家、集体和广大村民的利益。 此案审结后,该村村、支两委班子几乎全部落马,涉案金额高达1100万元。涉案人员之多,金额之大,令人震惊。领导的腐败造成群众人心浮动,频繁上访,使该村成为有名的“上访村”,极大地危害了地方社会稳定。
  (四) 农村党员队伍先锋模范作用没有得到明显发挥
近几年,在各地农村开展“党建扶贫”工作,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有逐步有所改变。但是,由于受改革开放后经济效益优先观念的影响,落后地区的农民对党组织的认识有偏差,甚至有歪曲的理解。在大多数人看来,现在只是讲经济,讲实效,讲发展,而不是讲空话。因此,在很多地方基层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党员年龄老化,组织生活不健全,年轻党员的培养严重脱节,党员政策、政治素质低下,行动迟缓,常常在村庄中没有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当前农村村级党员队伍从构成上讲,包括已致富的党员、有职务的党员、老年党员、贫困党员、没有职务的党员和外出打工的党员。从作用上讲,已致富党员和有职务的党员基本上能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乡镇党委政府联系村民的纽带和桥梁。贫困党员、没有职务的党员和外出打工的党员大多数处于边缘化状态,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笔者曾在贵州省一个国家级贫困县L县J镇S村采访了一位老党员王某(男,71岁,土家族),人民公社时期曾担任过大队长、支部书记,曾获得过县劳模等光荣称号。联产承包责任后其儿子接替他任村支书。作为老党员王某对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状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是“挡(党)也挡(党)不住,团也团不圆(员)”。全村近2300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党员人数没到10人,现在一共有23个党员,其中60岁以上的11人,约占50%。王某总是流露出“今不如昔”的观点,认为现在党组织不象过去关心集体的事,主动帮助后进的人,现在是各管各,他们(指村党支部)有什么事也很少和我们老党员商量,认为我们思想落伍了。在问及村党员组织生活开展情况时,他说很少开会,有时开会很多人都不来,说有事走不开。
  (五) 缺乏相应组织关注农村社区中的“留守人群”
  欠发达地区农村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外出打工人员众多,有的几乎是整个村、整个寨的青壮年农民一齐出动。人们戏称剩下的“留守人群”是“616038”部队,即小孩、老人和妇女。其中妇女在农村生产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妇女既要照顾老人和小孩,又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和生产劳动,甚至还要想方设法赚钱帮补家用。在我们的调查中,大多数农村妇女深感身心压力很大,几乎没有闲暇时间享受文化精神生活。贫困地区随着“打工经济”带来的农村妇女角色的变化,亟需建立相应的妇女组织予以农村劳动妇女足够的社会支持。此外,农村老年化日趋严重,而老年组织在落后乡村几乎是一片空白。

  二、介入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春晖行动”模式
  “春晖行动”是共青团贵州省委在2004年10月18日创造性地提出和发起的一项社会行动。该行动是共青团组织在新时期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认为本,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整合民间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促进“三农”工作和扶贫攻坚,推进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它的具体做法是充分利用“亲情、乡情、友情”和“血缘、地缘、业缘”感情纽带和社会网络资源,呼唤离乡在外的游子“饮水思源、反哺故里、回报桑梓”,为改变家乡的面貌提供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它是一种大公无私、不求回报、不求功名利禄的志愿行动。“春晖行动”在贵州省各地农村实施以来,以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公共事业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农业技术培训与服务等若干类型的援助项目,涉及全省100个扶贫开发一类重点乡镇,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深受当地老百姓和各级党委政府的欢迎。“春晖行动”目前处于进一步深入发展阶段,为使这一行动更加完善、更持久有效地发挥促进贫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从理论上对它进行总结、提升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仅把它作为一种介入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模式加以评介。
  首先,从学理上讲,“春晖行动”属于非政府组织行为介入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过程。如前所说,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的中党政权力组织在落后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起着“引导”、“带动”作用,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这些作用发挥得并不有效,甚至有时还产生了抑制其他组织生成的负面效应。而作为非政府组织行为的“春晖行动”以“亲情、乡情、友情”和“血缘、地缘、业缘”感情纽带和社会网络资源直接对接村民生产生活的需要,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因此,村民更易于接受这种组织方式而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从“春晖行动”在各地实施效果来看,它以其独特的方式介入农村,客观上弥补了乡镇党政权力组织在功能上的缺陷,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第二,“春晖行动”通过聘请“名誉村长”来加强村级组织建设。 “春晖行动”这一非政府组织行为介入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主要通过聘请“名誉村长”模式来实现。实施“春晖行动”的大多数乡村,主动出击,聘请自己的“名誉村长”。礼聘的“名誉村长”通常是这几类人士:或有实权的高一级干部、或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家、或有文化有智慧的知识分子等,他们正好是欠发达农村地区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组织力量。“名誉村长”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切入点则是参与和带领村民进行农村公共事业建设。长期以来,乡镇党政组织与村级组织在发展农村公共事业问题上互相扯皮、推委的现象屡见不鲜,结果便是村民公共事业建设速度严重滞后和党群、干群关系的紧张。而“春晖行动”中的“名誉村长”在欠发达地区原有的基层组织功能上不能够满足村民的客观需求时,以志愿性地参与农村公共事业建设,使农民在生产与生活中急需的公共需求得以落实,这就从操作层面上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成功的范式。
  个案3: Z县A镇B村包某 男 59岁 在受访时说:我们的“名誉村长”从省城回来为参与家乡建设。村子里的男女老小无不感动,他回来组织大家修路,装电,弄水。帮助大家找致富出路,我们大家都很听他的话,凡是他组织动员的事情办起来非常快,大家都很积极。反正他跑项目,我们嘛!出力就行了,不象到政府去要项目那么麻烦。关于村干部,包某说:叫他们去跑项目他们也弄不来,即使有些项目分到村里了,他们在落实上也摆官架子,而且很多事情也不公平,那像他(指名誉村长)那样,不但弄一大笔款项来,而且自己还要亲自动手干,有一次下大雨时大家都叫他回去休息,他还坚持呢!最后弄得全身是泥还感冒了,真是让人感动。
  “名誉村长”在组织和发动村民上的有效性明显优于乡镇党政领导甚至村民自选的村官,其根本的原因是“名誉村长”在利用政府公共资源上要比基层组织的其他干部强。此外,“名誉村长”模式还有自身机制上的优势:一是从实效上看,它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操作是直接的。如“名誉村长”直接把项目带到村里具体落实到位,不像政府扶贫那样审批程序复杂化,极低的办事效率又造成资源的浪费。可以说它是一种弥补基层组织在解决农村公共事业建设问题上功能不足的有效方式,至少在现行的基层组织框架结构下,它更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二是从运行机制上看,它实施带动战略,以志愿精神整合民间资源和社会力量,力所能及,形式多样地引导村民为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与提高生活质量。它以"情"动民,一改过去发动群众的行政指令方式,大大地提高村民的参与意识和自助助人的觉悟。三是从组织行为的结果看,“名誉村长”是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的参与者,但自己又不属于所创成果的分享者,“名誉村长”与基层组织的干部不同,他不计功名,做事更公平公正,更能够代表广泛村民的利益,所以深受村民们欢迎。
  第三,“春晖行动”通过聘请“经济顾问”来加强村级经济组织的建设。家庭联产承包以来,欠发达地区农村村民的经济合作意识从总体上被削弱了,也缺乏搭建经济合作组织的内外部因素,通常仍然是乡镇党政组织来履行经济职能,而乡镇组织的经济功能难免要围绕上一级党委和政府的经济目标的“指挥棒”转,往往体现的是政府意识而非市场要求,这很可能就会出现“一刀切”和不“因地制宜”的现象。“春晖行动”通过聘请“经济顾问”来为村社经济发展“把脉”、“出金点子”,客观上有利于增强村民经济合作意识和村级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比如,在贵州省Z县A镇B村,经济顾问一方面组织村民大力生产芋头,木瓜,并且向农民传播相关的种植技术,有时还通过经济顾问请相关专家到田间地头讲授栽培技术。与此同时,还组织村民大力发展畜牧业,养殖业与组织“劳务输出”“农民营销队伍”、“养殖种植培训班”、“木瓜加工厂”等多种渠道寻找致富出路。因此,“春晖行动”中的“经济顾问”模式为增强村民经济合作意识和提高村民组织化程度创造了条件,减弱了信息不对称给农民带来的困惑,使村民逐渐适应大市场的需求,既增加了农民收入,也增强了村级经济的实力;同时在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村政府职能转换上也是一种新的探索。
  第四,“春晖行动”通过聘请“法律顾问”来提高村民民主法制意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离不开法律的支持。当前国家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外,对农民权益保护和援助的法律体系尚未完善。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对农民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而言,迫切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机制。“春晖行动”聘请有法律知识的人士作为村民“法律顾问”,担当村民们的利益维护与维护村民们的合法权利的正义使者;同时也从正面宣传政府的法律法规,让干部群众自觉学法、知法、懂法以及如何去用法。因此,在当前落后地区广大农村法律援助机构的组建和法律援助的经费的筹集还有相当大的困难情况下,“春晖行动”的“法律顾问”模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新的举措,也是近年来各地倡导的法制宣传“进村”、“进农户”的又一成功经验。
  第五,“春晖行动”通过传播先进文化理念,来加强村民文化组织建设。
实际上,制约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然而,最根本的则是一些非经济的因素,即这一区域内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心态等价值取向。人类学家早就提醒我们:“在执行经济发展计划之前,假如没有首先了解该民族的价值趋向,没有企图先转变一些不利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度,那么,计划的推行将受到很大的挫折。”,因此,加强欠发达地区农村文化组织建设,提高村民文化素质意义重大。“春晖行动”本着“扶贫先扶志”的文化发展理念,在试点乡村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如在“春晖行动”的引领下建立“村级图书室”、开展“乡村文化节活动”;针对农村青年增收成才需要,组织了“外出务工人员培训班”;为丰富村民的闲暇生活,某些村委会还特地买了体育健身器材,为村民修建了篮球场,有时举行“篮球赛”、“拔河比赛”、“院坝农家乐”、“乡亲民族风情歌舞大赛”等文化体育竞赛活动;有的地方还进行“青年文明卫生户”、“爱我家园”、“讲究卫生”宣传等文化创建活动;“春晖行动”还在移风易俗方面着力革除乡村陋习,带动村民接受先进的文化观念,创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个案4: Z县d镇H村,人们思想非常保守,封建思想严重,村民文化素质极其低下。人们的生活只是传统的“早出晚归”,不懂什么叫文娱生活,且陋习成风。早在90年代初,该地区村民经常花费大笔资金去修建坟墓或维修自家的祖坟,认为这是尽孝的最好方法,还希望自己的后代也“照章办事”。而自家的生活开支、房子改建、嫁娶婚姻却显得很寒碜。通过“春晖名誉人士”多次召集村民进行教育,倡导群众把钱用于发展生产、教育子女、享受生活方面,之后,这一恶习也逐渐被摒弃。人们有钱后都宁愿去改建房屋,改善生活。
  总之,“春晖行动”模式介入到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中,它扮演的角色始终是公益性与自愿性的,但它的运作方式与政府行为又有异曲同工之妙,它的任务与政府一致,就是解决“三农”问题。与政府组织所不同的是,作为非政府组织行为,“春晖行动”实际上是对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有效运用,但又不完全受制约于政府的行为规范;同时它又不同于单纯的个人或NGO的行为,还要争取政府的支持与协调。正因如此,“春晖行动”在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建设中有广阔的介入空间,自该项行动实施以来,在很多领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成功经验,不仅赢得了广大村民的欢迎,而且赢得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积极支持,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当然,“春晖行动”模式本身还有一个进一步完善的过程,尤其在它介入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过程中时,我们必须妥善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避免“春晖行动”中的在外乡友(即“春晖使者”)利用公共权力使公共资源的分配区域化、私人化,防止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不公平现象。二是建立健全社会评价机制,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在外乡友不能用民间资源来追求自己的功名利禄,政府部门也不能以此资源来搞政绩工程。三是正确处理“名誉村长”和“村两委”的关系,特别防止“名誉村长”越位和干涉“村两委”的正常工作的开展。四是鉴于“春晖行动”是建立在“地缘、情缘、业缘”这些相对狭隘的观念基础之上非“博爱”行为(或“情有独钟”的行为),因此,必须摒弃家族、宗族观念,“春晖行动”要积极吸收新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的现代精神。五是优化社会政策环境,建立“春晖行动”介入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长效机制。

  三、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对策建议
  毫无疑问,“春晖行动”是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工作实践中总结提升用以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模式,它是实践的产物,并对具有相同区域特征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笔者受“春晖行动”模式的启示,针对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第一,营造农村社区精英人士积极参与基层组织建设的良好氛围
在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中,基层组织之所以出现瘫痪状态,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很大程度是因为基层组织本身的领导人能力贫乏所致。笔者调研发现,在很多地方普遍存在村“两委”的领导干部并不是该地方公众公认的真正能人,他们可以当选出任村干部,是因为在村民们看来他们大多数是老好人,踏实、老实、靠得住,于是就选了他们。村民坦诚地说有能力的人并不都是村干部。哪为什么选不出能人来做村干部呢?通常认为是因为选举腐败造成的,事实上并不如此简单。笔者认为造成大多数农村基层组织干部并不是地方精英人士的原因至少有三:一是贫穷导致农村精英人士流失。随着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经商越来越多,留守村庄的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小孩,有才能的人大多数时间不在村庄,因而无法参与农村社会事务。二是缺乏相应的引导和长效激励机制,使留守村庄和外出打工、经商等精英人士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充分肯定与发挥。三是地方乡(镇)党政组织在村“两委”人选特别是主要领导人选上,常常存在很大的倾向性,那些有“个性”、有“脾气”、“不太听话的”能人往往处于边缘状态,无法入选。一些欠发达地区乡(镇)级政府在开展农村工作时,普遍存在的做法是抓指标,搞层层落实,有时根本不考虑实施的可行性,不顾及村级组织和村民的实际情况,要求村组领导不折不扣地执行。因此,乡(镇)领导希望选出来的村干部自然是听话的而不是那些太精明、难管的人。然而,问题是加强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恰恰需要那些农村社区精英。“春晖行动”就是利用农村社区精英人士的组织才干和凝聚人心的人格力量,来组织领导乡村庄建设事业。实践证明,在他们任职期间很快地为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显著变化。
  个案5:在Z县M乡D村:村支书杨某是在外打工多年后回家创业的青年,他在村庄中带动群众找发展经济出路和改造村庄公共设施,得到村民们很好的赞同,在1997年当上了村长,后任村支书(至今)。杨某任村支书后他对村"两委"改革,他首先是把村庄中有能力的人通过各种方式招入村"两委",给每个人都安上村干部的职务,让他们不但积极参与村庄事务建设,而且在村庄建设中起绝对的带头作用, 这样一来在村换届选举中就把那些被当地公众认为是老好人的淘汰出村"两委",使得村"两委"在运转上提高了效益。村“两委”在人员年龄结构上更年轻化,人员组成结构上也发生变化了,在16人构成的村"两委"中有4个原本不是本村人(从外村迁入的,有经商的,有搞种植业等),其余的人都是大家认为在村庄中最有能力的人。在村"两委"的带领下村民集资修建村农贸市场、公路,水渠等,使这个村庄的生活水平在短短几年之内发生很大变化。村支书杨某也因此在2004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因此,许多学者主张要充分肯定农村的社区领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把这种现象称为“能人效应”。笔者认为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是调动精英人士参与建设家乡的激情,营造精英人士参与基层组织建设的良好氛围,使之脱颖而出,为村民走出贫困迈向小康献计献策。为此,乡镇党委和政府的眼界,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土本乡,还要放眼外界,要善于发现和培养农村社区德才兼备的人才,组成农村工作第一线的村级领导班子,利用他们个人的人格魅力组织和发动群众,积极配合乡镇党委和政府有效地实施各项富民政策;另一方面要打破宗族和家族主义的狭隘观念,“不拘一格降人才”,使精英人士的聪明才智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真正体现和发挥。
  第二,切实加强农村党员的教育管理,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领导水平
  探索农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永恒主题。首先,农村基层党组织活动要经常化、制度化、正规化,要建立健全各项制度。通过完善制度并严格执行,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增强支部一班人的事业心、进取心及责任感,以便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党支部真正建成政治坚定、富民有方、团结战斗、务实创新的坚强战斗堡垒。其次,在农村党员中进行自觉实践“三个代表”、发挥党员先进性的教育,引导农村党员带头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勤劳致富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带头促进农村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在农村三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再次,要解决农村党员老化、党员发展和入党积极分子培养不力的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积极做好党员发展工作,尤其要在优秀的、有政治和经济头脑的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并对那些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文化知识水平较高、致富能力强、有奉献精神的农村党员要作重点培养,使之与培养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后备人才的工作结合起来,从而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新形势下得到较好的发挥。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由于工作开展得好,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农村经济、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就好,如一些村党支部进行“党员之家”的宣传教育,给有党员的家庭赠送“党员之家”的牌匾,以此激励本人及家属子女维护党员形象,积极支持和拥护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这些举措在村社民众心理上产生了良好的潜移默化作用。
  第三,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
尽管当前很多学者提出疑问,认为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时忽视了农民自身力量的参与。但是,笔者认为基于欠发达地区自身的特点,要把农民很好地组织起来,首要的条件还是要依靠党组织的号召和发动。然而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的形成,关键是集体经济要有实力。江泽民同志指出:“解决好有钱办事的问题,就要千方百计地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首先,要在认清乡情、村情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确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路子,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其次,积极探索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大力发展适合本地实际的“一村一品”的产业化路子,通过资产、资源、土地参股等形式,不断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再次,强化村级组织的服务功能,集中资金办大事,切实帮助农民一家一户办不好、办不了的事,减轻农民心理和经济负担。
  第四,大力加强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同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首先,要用健全的制度规范基层农村党员干部的执政行为和基层党政组织的议事决策程序。坚持党内民主,村党委决策前要广泛听取党员的意见,防止村支书搞“一言堂”;发扬人民民主,听取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见,建立村“民代表议会”制度,考虑和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集中广大农民群众的聪明才智,防止村主任“独断专行”。对于集体资产、村级财务、村民管理等关系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要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让一般党员和群众了解实情,积极参与。其次,基层党政组织要本着“治贫治愚”的原则,引导和教育农民全程接受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树立“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帮助失学儿童解决困难,动员社会力量捐资助学,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与此同时,要在农村开展公民道德建设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引导农民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风尚,自觉履行公民义务,构建和谐稳定的农村社会。在这方面,笔者在贵州一些农村调查发现正在推广“四在农家”的经验,即通过“富、学、美、乐”进农家,改变农村社区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环境脏乱差和精神娱乐困乏的面貌。目前,“四在农家”活动在贵州部分农村社区的推行已取得令人可喜的成绩。
  第五,建立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特殊人群的服务组织
  首先,如前所说,“妇女”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已成为一个特殊的人群,因此,如何维护留守农村社区并承受双重(即生产、生活)压力的农村妇女的合法权利,成为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新课题,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予以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农村妇女互助组织”以促进她们在家庭婚姻、生产活动、生育卫生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和困境的解决,各级妇联积极介入农村基层妇女组织建设并探索新经验;也可以利用现有的一些组织,从更广泛意义上来帮助解决农村妇女面临的困难。如,目前,在各地农村均有“计划生育协会”,其中育龄妇女是协会的中坚力量,旨在宣传和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同时对妇女相关权利进行维护。它虽然是计生部门一个专门组织,但可以利用多年来形成的稳定成熟机制,发挥其更广泛意义的作用。贵州农村一些地方还在村成立“农村妇女学校”,为留守妇女学习掌握农业实用技术提供无偿服务,使农村妇女在能力建设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近年来,个别地方农村也有一些境外NGO介入农村妇女工作,积极作用也很明显,这些经验可以为农村妇女组织建设提供很好的借鉴。其次,从劳动力角度说,农村老年人比城市老年人边缘化程度严重,因此,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根本不健全的情况下,加强农村老年互助组织建设很有必要,各地老龄委应该积极探索这方面的成功模式。再次,其实进程农民工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除了遗留下来的孝敬父母、子女教育等问题已经构成特殊群体问题外,自己在城市打工就业中所遇到的困境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帮助解决,对此很多学者作过有益的探讨。笔者认为,针对农民工合法权益在流入城市工会组织或民工组织不能及时有效解决的情况,可以在农民工流出地由当地党委和政府协调建立相应维权或服务组织以发挥现实需要的功能,因此,各地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应该积极探索有效的组织模式。

  参考文献:
  1、王振耀等主编《乡镇政权与村委会建设》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
  2、徐 勇主编《三农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3、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4、李小云等主编《中国农村情况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5、曹锦清著《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作者介绍:
  庄勇(1965-),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程松涛(1978-),贵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陈讯(1980-),贵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